成果节选： 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的价值与意义——兼论延安时期高等院校办学的中国逻辑探索 【摘要】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对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探索高等教育的中国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这篇讲话阐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即中国高等院校的办学逻辑，提出高校办学首先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讲话体现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核心与本质，体现了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延安大学按照这一办学逻辑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办学实践，取得了重大成果，也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创建与改革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延安大学；办学逻辑；价值 二、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整理后，收录于《毛泽东文选》第三卷，4800多字，是一篇比较长的讲话，实际讲话还要长一些。《讲话》内容比较丰富，但核心还是依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围绕高等教育中国特色、中国逻辑的基本问题，以及延安大学的办学方针、任务、目标。 (一)高等院校的中国逻辑问题 《讲话》开宗明义提出：“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课程的学校，你们要学政治、经济、文化，准备将来去做这些方面的工作。”接着毛泽东又讲道：“过去办学校办了多年没有搞好，现在有了进步，方针、办法上了轨道，”为什么上了“轨道”，他明确指出：“这是同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晋西北等各个根据地整个工作的进步相联系的。”这里，其实是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高等院校办学逻辑。 “中国高等院校办学遵循的是社会需求逻辑。这种逻辑强调高校办学首先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这种逻辑的形成根据除了‘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之外，就是高等教育‘延安模式’成功经验”。这是学界较早将中国高等院校的办学逻辑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有机联系起来的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与学术价值。 从这一学术思路出发，深入研读这篇讲话，就能明确得出一个结论，《讲话》核心就是论述中国高等院校办学应遵循社会需求逻辑。《讲话》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要把日本打出去，就要建立根据地。”“我们有了根据地，就要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工作。党校是学习搞党务的，也有政治、经济、文化课程，但是比较偏重讲党的理论、党的历史和作风。抗大也学政治，也搞生产，也讲经济。”“延大的学习偏重政治、经济、文化这三门，各个根据地都搞这些工作。”“刚才周扬同志说要为边区服务，要为这个根据地服务。可不可以有一个两个，两百个，两千个，到晋西北、太行山、泰山、五台山的根据地去服务?那里也叫边区，大体上我们的根据地都叫边区。”“我们是为根据地服务，为什么不说为全国服务呢？因为你总要落在一个地方，像飞机上天总得飞回来要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总之延安大学要为各个抗日根据地服务。根据地的工作上了轨道，我们陕甘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党务各项工作上了轨道，就使得我们的学校也上了轨道。”这里的逻辑是很清晰的：核心工作是抗日，要抗日就要建立根据地，建立了根据地就有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工作，那么高等院校就要为这些工作服务，这就是高等院校的宗旨、目标与任务。反过来讲，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起来了，学校也发展起来了，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这是非常明确的社会需求逻辑，也是毛泽东要亲自参加延安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的主要目的。 《讲话》还特意强调了当前要着重为根据地服务，而不要空洞地提为“为全国服务”，因为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建设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也是抗日救国和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只有围绕这一中心和基础，才是“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这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 (二)延安大学办学方针、任务、目标 对于如何遵循社会需求逻辑办好学校，为根据地特别是为陕甘宁边区服务这一问题，《讲话》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围绕学校工作的内容、任务、方法、目标，提出了非常明确具体的意见。 毛泽东指出：“政治上你们要学习党的方针和政策，如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等。”他还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最大的“政治”做了明确阐述：“我们的方针是非常清楚的、确定的，就是打日本，中国的一切党派，一切阶级，一切政治的、非政治的团体，只要是赞成打日本、同共产党合作的，不是破坏共产党的，我们都要团结。这个方针是始终不变的。同志们学政治，就要坚持这样的方针，团结全国人民，达到打败日本的目的。” 关于经济，毛泽东指出：“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财政，你们都要学习，现在的方针是要全面自给。”“我们在延安、在边区做工作，办延大，如果使得三十五万家农民都有一年余粮，那末我们共产党就了不得。还有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一百棵树，三十五万家就种三千五百万棵树。搞他个十年八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要求在两三年之内做到四百七十万斤铁完全自给，自己采矿，自己冶炼，并制造必需的机器和农具。我们的工业生产有各个种类，主要的是纺织和炼铁这两项。这两项主要的要做到自给，其他各项也都要自给，这是全面自给。” 讲完政治经济工作中的任务，毛泽东又讲到文化：“关于文化教育问题，也有很多工作。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十万党、政、军，一共一百五十万人，都要识字。我们要有文化，才能学习政治，将来当乡长、区长、县长都要有文化。边区的经济发展了，农民也要求有文化。我们要使边区所有的老百姓，每人识一千字，搞他十年八年。”“要开一个卫生班，学一点东西。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边区一共一千个乡，一百五十万人里头找出一千个人来学医，……然后到医务所当医生。”“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 可见，《讲话》没有任何空洞的大话、套话，完全是从陕甘宁边区实际出发，从陕甘宁边区巩固、建设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且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出发，而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建设与发展直接关系中国抗日战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大局。 如果按照学科逻辑来办延安大学，可能就不会考虑这个实际，就会将学术产出作为重要办学目标。但按照社会需求逻辑办学，就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于国家战略和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毛泽东所讲这些，就应是延安大学办学的主要目标任务。这不是说不要学科、不要学术产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殊社会现实条件下，中国高等院校办学的社会需求逻辑必须高于学科逻辑。学科的建设发展、学术的产出，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讲完延安大学的办学问题后，毛泽东又一次强调：“政治、经济、文化，是我们延大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学好，要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搞教条主义，不脱离实际。”毛泽东在这里再次强调延安大学办学所必须遵循的社会需求逻辑，对延安大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在毛泽东讲话发表之后，朱德也发表重要讲话。朱德指出，延安大学这次开学是重新开学、重新教育、重新学习，大家应好好学习当前实际，把学与用联系起来，要自己动手，要参加生产工作，在生产中学习；学工科的与工厂结合，学农科的与农场结合。最后由李鼎铭发表讲话，强调延安大学的学习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应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要批判地学习中外一切知识。 这些论述和要求与《讲话》精神高度一致，也是中共中央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共识，由于当时的延安大学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最高学府”。因此，毛泽东、朱德亲自参加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标志着中国高等院校办学的中国逻辑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确立。 三、高等院校办学的中国逻辑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发展的必然 “作为一位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政治家，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的论述采取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而不是专业主义的视角。整体主义的视角是将教育工作纳入民族革命、阶级斗争和国家建设的整体视域加以审查，而不是孤立地以一位教育专家的眼界看待教育。”这昭示我们，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教育思想，也必须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 (一)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视角出发认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时期，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必然联系在一起。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逻辑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根据这样的一种方法论，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反对教育工作脱离实际，反对教育工作不考虑革命和建设的环境、阶段、要求，一味地追求制度化、正规化和专业化的倾向”。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的教育方针，以及实行抗战教育的各项具体政策，标志着其教育思想开始注重与革命实践相结合。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关于教育的论述标志着这一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逐渐走向系统。在解释“民族的”含义时，毛泽东指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同时又明确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因而，“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从这点出发，毛泽东思考中国高等院校的办学逻辑，就必然是从中国的历史、国情、实际、民族特性出发，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二)高等院校办学中国逻辑的核心是社会需求逻辑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就已明确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一文中，毛泽东的论述已由之前纯理论的思想改造，转向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来进行教育。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实践本体论。正是出于这种实践本体论，毛泽东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深刻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立场所发表的这些重大教育论述体现了他的整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愫。”因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理论联系实际、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以致用等，也就成为毛泽东教育思想始终不渝的核心与灵魂，也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这实际上也是中国高校办学的社会需求逻辑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与实践途径。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严厉批评当时延安高等干部院校中实际存在的脱离国情、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指出：“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害人不浅。……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毫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这实际上已经在明确强调中国高校办学的社会需求逻辑。 | 
